德國的經濟模式
德國為世界提供了什麼，其他國家也喜歡進口德國的經濟模式。但其做事的方式，比其生產的產品更不適合出口。德國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也是歐洲央行所在地，此地控制了歐洲的貨幣。Beckhoff Automation倍福自動，控制著銀行，更確切地說，其設備控制著銀行的照明和通風。米蘭斯卡拉劇院裡，一些Beckhoff的小玩意支撐著的窗簾及昏暗的燈光。更多的鑲嵌在豪華的帆船、拉斯維加斯酒店外面的跳舞噴泉，及半數中國製造的風力發電機。
德國倍福公司是一家家族企業，實力強大，產品包羅萬象卻又毫不起眼，正是這樣數以千計的“隱形冠軍”企業為德國贏得了製造和出口大國的美名。去年其銷售額躍升34％成為€465萬（$608萬）。它目標為2020年達成20億歐元。 Beckhoff 超過半數的產量出口是在高工資、法律約束的德國製造。
這主要歸功於類似Beckhoffs這些公司，德國在令人沮喪的發達經濟體之間，看起來異常璀璨。誠然，其經濟在2008-09年世界經濟衰退期間比那些富有國家（見圖表1）還緊縮，但失業率上升的比其他國家慢，最高才7.9％。沒有人要調降德國的AAA級信用評比，所以擁有很低的借貸成本。
嫉妒和模仿
這樣的成功並沒有帶來全面讚賞。為了支持歐元，德國呼籲實行緊縮政策，此舉深為有些歐洲國家所憎恨的。德國人相當驕傲，本身的現金盈餘佔GDP的比重比中國大了許多（見圖表2）。歐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CER）的經濟學家西蒙•蒂爾弗德（Simon Tilford ）指責道，人們“迷戀出口”，由於工資過低，降低了德國人對進口食物的購買力。2010年，時任法國財政部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曾對很多人提出過疑問，德國這種以出口為依託的模式是否一種“可持續”的模式。
然而還是有很多的崇拜，如西班牙、英國與法國。 “工作，工作，工作”是德國的第一優先。而德國模式能否複製？如果你在East Westphalia-Lippe(進行全球宣傳時自稱OWL）呆過，倍福公司和同行野心勃勃，希望發展成為跨國公司，但是他們的企業文化還具有很深的地域性。未來和過去沒有差別。“我們的銀行成立於1825年，自那以後沒有絲毫改變。”Sparkasse銀行主席Dieter Brand說。這家儲蓄銀行坐落在該地區最大城鎮的比勒費爾德(Bielefeld)內。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那些公司客戶的情況也相同。近年來，德國業已對其模式進行了改革，但基本框架還是傳統的，或許還是無從效仿的。
20年前，德國也曾遭遇危機。二戰後最嚴峻的經濟大蕭條後，令人欣喜的德國在1990統一。大約五十萬製造工人失業。德商們面對著德國標籤帶來的高估價格、慧詰的亞洲競爭者及龐大的生產成本，所帶來的威脅，都對德國經濟構成了威脅。企業家抱怨德國經濟缺乏活力，沒有競爭性。當時德國總統羅曼•赫爾措格(Roman Herzog)1997年發表講話，談到“經濟發展無力，社會發展遲鈍，人們心理抑鬱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他的講話命中了德國當時的癥結所在。
重新振作
21世紀初，德國經濟發展遲緩，失業率仍然維持在兩位數，德國開始了新一輪費力的改革。在勞動力市場改革方面，不僅降低了失業救濟金，還放開了對臨時工作的限制，任其自由發展。督教教民主聯盟成員默克爾2005年就任德國總理以來，不僅提高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了67歲，還通過修改憲法要求各州和聯邦政府消滅結構性預算赤字（現在全歐洲均認可這種模式）。
柏林赫爾梯行政學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的Anke Hassel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同樣發生在就業狀況。工業產業的核心員工是德國製造業的中堅力量，他們並未受到直接影響。然而那些工資低、存在危險性的工作越來越多，降低了德國的服務成本，如此狀況下，工人們更易於接受和緩的加薪。
德國的初始加工模式始於統一之後的經濟大蕭條：也就是1873年開始，持續了23年的經濟衰退。經濟危機餘波維持了數十載，卻也讓人們研究出資本、勞動力和國家之間應該怎樣互相協作。
1884年德國在公司現有管理框架基礎上建立了雙軌制(dual board system)，由獨立的監事會向管理者問責。監事會成員由能為公司提供“潛在資金”的銀行家和高度專業的科學家等組成。1980年代建立技術培訓體系，為化工品和機器製造商輸送了專業技能和忠誠度雙高的技術工人。某種程度上為了滿足這些技術工人的需要，俾斯麥建立了社會福利機制。要保證社會醫療保險體係正常運行，就要求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協調一致，這不僅為工會（works councils）的成立鋪平了道路，一個世紀之後，對於大型公司內工人在監事會取得強制代表權也是功不可沒。
“協作市場經濟”久經考驗而屹立不倒，獨裁統治、戰爭、革命還有全球化等均不能傷其毫髮。德國俾勒菲特大學（University of Bielefeld）經濟學家Werner Abelshauser表示，這種經濟體制崇尚信任，其賴以生存的原則在於，參與者相互信賴，不会任性的使用可以抓住的一切事物，他這樣寫到：各種元素“如此緊密配合”，很難用其他不相容的元素替代。
信任與協作或許可以稱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財富，不過這些則奠基在地方基礎之上。倍福公司的第一個客戶是一家家具機器製造商，這個客戶就是靠著為紡織品出口提供紙箱起家。術業有專攻的發展模式從某種程度了造就了德國今日的成功。歐盟產業集群觀察中心（European Cluster Observatory）根據規模、專業化等級以及“創新性地區”所在位置分類選出了100個產業集群，德國就擁有其中的30個。
二戰期間及其後期，德國實行了美式標準化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要求下，德國從土耳其和其他國家引進了技能低下的外援技術工人。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大西洋的海面上再次響起了汽笛聲，催促著德國要放寬限制，接受服務，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與工會掛鉤的宏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Gustav Horn表示，經濟危機爆發後，汽笛聲也隨之煙消雲散，“德國卻憑藉他們的統一模式恢復元氣。
德國小鎮
美諾（Miele）公司總經理馬庫斯•美諾(Markus Miele)表示，短期利潤最大化並非關鍵，我們的目標是“在把權利移交給下一代時，我們要何去何從。"倍福先生說他每個月都在迴避要買下他公司的這些提議。缺乏金融野心伴隨著遵守不成文的禁奢令。倍福先生表示：“德國公司這種家族企業模式是一種符合要求的方式，既適度又健康。”
或許因為他們過分依賴那些技能高超的專業技術工人。在344個行業中，從鞣革工人到牙科技師，幾乎一半的高中生都會去參加雙規培訓(dual training)。工會和雇主聯合會負責制定課程，而各州和地方政府則為這些實習生提供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工商業行會則負責對這些實習生進行考試測驗。外國人會問為什麼德國青年失業率這麼低（僅為8.2%，而西班牙卻高達50.5%），上了年紀的德國人就會說，這完全是雙軌制(dual system)的功勞。
然而德國的年輕人對雙軌制並非深信不疑，比勒菲爾德商會的Swen Binner表示，僅有五分之一的高中學生把參加雙軌培訓作為第一選擇。 OWL地區越來越多的學生參加職業技能培訓，這樣一來，該地區輟學率每年都會下降2%。企業也在尋找適應的方法，縮小職業培訓和大學理論學習之間差別。倍福公司現在提出一種“學院派學徒”的說法，即實踐經驗和大學技術理論學習相結合的一種方式。有責任心的雇主和勤勉的技工之間並非一團和氣，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管理的框架之上，允許異議存在，並不會實行一言堂，這是靈活性很高的一種做法。以金屬和電子製造這一製造業核心產業為例，勞工契約仍被視為產業基準。(外包問題等)
掌握技術
如鈦這種新型原料受到航天工業的青睞，汽車製造商也在研究減小引擎體積來提高功率，這種趨勢為機床製造商帶來了新的機遇。固有市場在不斷發展過程中得到了提升。德國WP烘焙集團是一家烘焙機器製造商，所在地與比勒菲爾德毗鄰，隨著發展中國家消費者飲食結構越來越廣，他們預計未來十年內市場對生麵的需求量將增加一倍。對於新生代麵包師而言，歐洲製造麵包的神秘工藝已經失傳，WP烘焙集團正在研製一種“智能揉搓機”，在生麵處理好之後可以發出提醒。
Schmiedeberg先生把很多德國企業稱為壟斷企業，他們的利基（niche，指企業的優勢市場）很窄，因而沒有競爭。企業越來越依靠優質服務保護自己的利基，這種情況下，這個詞將不再是業內的一個笑話。與國外競爭者不同，倍福公司建立了自有銷售和維修網絡，不再聽命於配銷商。
德國下一步要發展“混合增值”(hybrid value-added)，據此，企業將按照消費者所需生產產品，不再以模具為標準。德國巴伐利亞州沃樂夫將要達成一筆溫度控制儀契約,而不是加熱設備。 IW 諮詢公司顧問Karl Lichtblau 表示，“任何中國公司都能生產部分配件，但是生產不出來成品”，他認為，若算上與工業生產有關的服務業，德國製造業佔GDP的30%，而不是20%。
在比勒菲爾德這樣的地方，未來不過是過去的延伸。所有事情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體制是排除問題的救命稻草。比勒費爾德應用科學大學機器製造系眼看要被取消，於是企業出面，整合學生興趣，該係因而繼續存在。 OWL地區是機器製造商、汽車配件供應商和電子產品公司新的創意基地，倍福先生表示：“我們之所以成功，原因在於我們背後有公司支持，這些公司始終走在前列。”他為政治家們提出了一項建議：不要破壞產業鏈。不過，他所為之自豪的成功就功德圓滿了嗎？這種模式別國可以藉鑑嗎？
德國成功依靠的平台似乎危險地狹窄。汽車，機器，電子設備和化工產品，這些產品的出口占德國總出口額的一半還多，且從2001到2007年，德國經濟增長幾乎完全依賴出口業。樂觀人士認為，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是全球產出增長速度的兩倍，德國有能力維持其在世界貿易額中所佔比重，從而能夠一直保持領先地位。但這是對薄弱的世界經濟所下的重註。製造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只佔就業總數的五分之一。非出口導向型的服務業是德國的軟肋，發展形勢並不樂觀。服務水平低下，導致從業者收入過低，投資規模也得不到增長。經合組織預測，隨著人口老齡化發展，潛在增長力將會下降，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1%以下。英國智庫歐洲研究中心(cER)的Tilford先生表示：“提升服務業的生產力，增加與之相關的薪資水平，這才是重中之重。”
德國可以有更多的方法來刺激內需。放寬專業服務領域的限制，就可以提高生產力，吸引更多的投資。一些對女性就業設置的障礙，比如說扼殺就業積極性的稅收和福利制度，孩子們沒有托兒所上等問題，都應該廢除或加以解決。在Tilford先生看來，一個國家像德國這樣擁有如此之鉅的經常賬戶餘額，卻還要堅持預算平衡簡直不可思議，
德國人口數量在不斷下降，一開始這或許是好事，由於勞動力人數減少，工人待遇就會有所提升，接下來就會出現勞動成本增加帶動內需發展的情況（見圖表4）。上個月，服務業工會Verdi與聯邦和各市政府達成一致，上調工資6.3%。製造業也在就加薪一事進行談判，老闆們的對手是更加難對付的工會。在某種程度上，基於歐盟內的德國貿易夥伴在經濟危機中自身難保，內需預計成為本年度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許多國家都以德國為榜樣，學習他們如何取得商業成功，但是德國模式確實存在局限性。那些領導人只要有背景，行事大膽，一遇到問題就會模仿德國模式，不是上調退休年齡（法國剛開始採用這種方法），就是縮減社會保障繳款（薩克奇說要實行這種措施）。歐洲南部各國採用的結構改革的強化課程就是在德國成功模式的推動下形成的。雖不可立竿見影，雙軌製或許可供他國借鑒。
然而，若想在高端資本產品中出類拔萃，或者分派企業、工會和國家之間的角色，卻要花費另一番功夫。而德國在角色分派方面已經有大約一百年的時間，其中還經歷了災難性的中斷。經濟危機期間，意大利學習德國，引入臨時工作制，結果卻差強人意：意大利的企業和工人了學不會德國工人那種既紀律嚴明又具有靈活性的工作模式。德國可以開班授課，教別人如何模仿其形，但要做到形神兼備就並非易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